有的事情要么不做，既然做了干脆就把事情做绝。政治就是如此狠绝，这也是那个八十多岁的文彦博的态度，他想的就是把新党能带头的全搞掉，新党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就很小，只要不是个庞然大物，后头的人就好办。

范纯仁的忠恕这个时候没有用的，也没人肯听。就政治本身而言，宽恕敌人对手，更多人的结局还是被反噬。

范纯仁和苏轼相顾无言，范纯仁和苏轼相交甚厚，苏轼是他老爹范仲淹的小迷弟，现在年轻才子把苏轼做偶像，亦如当年他们把范仲淹做偶像。

苏轼现在的情况比范纯仁要糟糕，他翰林学士的身份硬顶台谏也就罢了，他在高太后面前的陈词让很多人受不了。你是翰林学士，不是政事堂的群相，参知政事衔都没有。所谓以备咨询不是让你占着高太后的喜欢，在那个场合胡言乱语。

苏轼说：“你比我好多了。”

范纯仁答：“你才比我好多了。”

苏轼说：“你是真的比我好多了。”

前面两句是说两个人的心态，后面这句苏轼说的却是实际情况和作用。

司马相公尽废旧法，范纯仁和苏轼都是反对的，两个人都认为新法已经上路十多年，有好有差，必须甄别。真要论，这还真不是政治人物应有的处事方式，但这一定是政治家内心必须坚守的态度。

司马光和文彦博这种老人家比这种晚半辈的人，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没有温情，特别他们是被新党踢出朝堂十多年，不能发出半点声音。当时旧党刚刚回来，朝中上下有很多鼓吹新法的人，以这个论调司马光连政事堂都清理不干净。

王安石当年就是如此，并不是被贬谪的所有人都完全反对新法，新法本来就是一个一个推出来的，总会有些不合适的东西。但他的态度至关重要，他能做的就是把人都赶走自己好办事。

只有当他也被折腾出去后，他才反思自己曾经的态度。也许他不这么执拗，事情结果会有所改变。

范纯仁对比苏轼，对于道德原则的坚守要高得多，对于事情解决的手段也要有效的多，苏轼说范纯仁比他好，抛开文采，这非常真实。

范纯仁和司马光再争论，也把争论限制在事情本身，反而司马光说不过了，说范纯仁忘了十多年闭嘴的苦。苏轼和司马光吵到最后，则是苏轼骂出来：“又是一个拗相公。”这个评价亦如他当年给王安石的一样，这就有点让人受不了。

范纯仁终其一生，谨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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